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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车市展望|二手车新政落地 能否冲击两千万辆大关？******

　　1月1日起，二手车新政落地。按照《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个人在一年内过户名下车辆不得超过三次，且个人名下的车辆在购入一年内不能销售。

　　瓜子二手车高级副总裁王晓宇表示，以个人经纪模式为主导的二手车交易成为历史，行业进入以企业经销模式为主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瓜子二手车数据显示，从元旦开始，大多数二手车市场、车商以及交易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均已正常经营，市场人气开始快速恢复，线上平台交易量相比2022年元旦假期增长30%以上。

　　1月1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公开表示，2023年是各项政策全面落地的一年，二手车市场应该会全面恢复应有的活力，据预估，2023年二手车交易量应该向2000万辆大关冲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新政鼓励二手车经营主体去进行二手车交易，而在二手车产业中，只有二手车经营主体为主进行二手车经营才能够保证二手车整个营业体系维持正常发展。

　　车商以个人名义售二手车被限

　　《通知》中规定，2023年1月1日起，对自然人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售持有时间少于1年的二手车达到3辆及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二手车交易市场、拍卖企业等不得为其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不予办理交易登记手续，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名下持有时间不满1年的汽车有三辆及以上的，一年内只能卖两辆，第三辆车开始开不了交易发票，也无法进行交易过户；具体时间是看办理交易时，该车在个人名下持有时间是否满一年。

　　此前，我国二手车交易方式以经纪模式为主。所谓经纪模式是指二手车经营主体将收购的二手车过户到车商/员工个人名下，销售时再将该二手车过户登记到买家名下，这也就产生了个人“背户”现象。有二手车商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个人之间交易可以免征购置税，减少成本。而经销模式则是指先将车收购至公司名下，再对外销售，在这种模式下，需按照二手车销售价格的0.5%进行缴税。

　　“2022年11月的时候，二手车市场的负责人曾通知我们二手车经销商，11月特别是12月大家都忙着处理手头库存车。”环京地区二手车商陈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规模大的二手车商库存车较多。

　　“2022年12月下旬，基本都在抓紧处理挂在名下的库存二手车，12月交易量增长远超11月，基本达到年内高峰。由于自己的库存车比较少，手头积压车辆还算好处理，但市场上规模稍大的二手车商压力相对较大。”陈先生说。

　　二手车商老李表示，手头积压车辆较多的车商由于无法短期内处理完库存车，部分会采取将库存车分散到不同的人名下的方式。不过他表示，这只是短期的应急手段，并非长久之计。

　　尽管有的车商犹豫，但大部分车商表示，自然人交易受限制有利于行业发展，政策意图是好的。

　　二手车由个人经纪转向企业经销

　　在经纪模式下，二手车交易普遍存在规模小、车况信息不透明、无法保证售后服务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等现象。许海东分析称 ，新政策只是限制个人经纪模式或者是黄牛倒卖等情况，整体上利于行业发展。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新政的实施，未来二手车交易也或将像新车一样，实行经销模式。

　　王晓宇认为，“对于中小车商来说，应该积极拥抱二手车行业新政，进一步提高业务的合规性、透明性，加速从个人经纪模式升级为企业经销模式。”许海东表示，新政策有利于保证二手车行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补充表示，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车商不能坐以待毙，而应注重自身的转型升级，需要通过自身调节，找到与新形势的平衡点。

　　对于车商而言，调整首先需要注册个公司成为法人企业，经营范围中含有“汽车或二手车销售”的项目，或直接在原有二手车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汽车或二手车销售”业务；其次需要在商务部网站完成备案。

　　“该政策具有行业里程碑式的意义；大部分车商已有相应的准备，落地后各地车商群体根据当地政策细则也会做好进一步落地工作。”王晓宇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说道。

　　交易价格或将呈现下探趋势，品牌车商更稳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为1602.78万辆，同比下降8.86%，同期相比减少了155.7万辆，累计交易金额为10595.91亿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12月二手车交易价格持续走低，交易价格在5万元以内的车型占比增长明显。《2023年中国二手车行业展望 》研究报告中分析称，2022年全年二手车的成交均价从6.16万下降到4.84万，呈现下降趋势；基于供应链产业成本趋势及国内激烈的新能源汽车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预计2023年二手车交易价格仍将呈现下探态势。

　　业内认为，新政实施以后，随着二手车经营品牌化、规范化的深入，预计2023年品牌化车商的经营将会呈现更加稳定的趋势。

　　随着二手车交易临牌、以及此前全国取消国五限迁等实施，当前二手车政策组合拳已全面落地，行业已经迎来全国大流通。“对广大车商群体来说，不仅应该积极拥抱二手车行业新政，加速从个人经纪模式升级为企业经销模式，提高业务的合规性、透明性与诚信度；更要善于利用线上平台抢占全国大流通的市场红利、进一步提升周转与经营效率，大幅提升自身竞争力。”王晓宇表示。

　　许海东认为，近年来商务部持续推动二手车限迁接触，加快流通，对于二手车行业发展极大利好，二手车的交易流通对新车市场销售也是利好突出；按照发达国家二手车与新车交易量的比例，我国二手车市场还将继续发展，同时也将带动新车市场、二手车出口的共同发展。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